当全球规模最大的中产群体开始捂紧钱包，单靠号召老百姓多花钱，真能把经济拉起来吗？东亚邻国高增长之后的跌宕，又给中国留下了哪些值得警惕的提醒？ 长期以来，亚洲中产阶级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引擎。他们不只是消费者，也是潮流的引领者，更是衡量一个经济体未来增长潜力的关键指标。 中国中产阶级超过4亿人，比美国总人口还多。这些年中国普通消费者的支出在减少。 当世界上最庞大的中产群体选择节衣缩食、增加储蓄，经济会受到怎样的影响？中产梦想还在吗？ 有经济学者指出，中国仍是发展中经济体，增速在5%左右，通胀却只有1%上下，这样的组合本身就不太合乎常理。低通胀背后反映的是需求偏弱：企业不敢涨价，居民不愿多花。理解这一点，才能看清为什么消费问题会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绕不开的核心议题。 每年2月前后的春节，是中国人返乡探亲或外出旅行的时节。今年春运持续40天，全国累计出行人次达到创纪录的90亿，被称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年度人口迁徙。 除了团圆与热闹，观察中国经济的人格外关注春节，因为这是检验居民消费意愿最直观、最集中的窗口，一年的消费景气往往能从这里看出端倪。 经济学家习惯寻找“晴雨表”式的早期信号，用来判断某种趋势的走向。要预判2025年中国消费支出会怎样，春节前后的消费表现就是重要指标。 它不仅反映人们实际花了多少钱，也反映消费者对未来的信心。钱包鼓不鼓、敢不敢花，往往在长假期间暴露得最清楚，比许多月度数据都更能说明问题。 今年春节前8天，国内旅游支出达到6770亿元，约合930亿美元，创下历史新高。可深入看，情况并不乐观：人均支出只比2024年增长1%，仍低于疫情前水平。 广州的李姓一家刚度假归来，女儿出生在新冠疫情期间，此后一家人在假期预算上明显精打细算。这个家庭年收入超过30万元，属于中等收入群体。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定义，中等收入群体是指年收入在10万至50万元之间的三口之家。也有学者认为，中产阶级并无统一标准：他们通常受过高等教育，多为专业人士和管理者，拥有稳定住房、退休储蓄和医疗保障，还有余力负担度假和娱乐。 据估计，中国约三分之一人口、即4亿至5亿人属于这一群体，规模居全球之首。 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，是过去几十年最引人注目的故事之一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，让中国拥抱市场、对外开放，释放出惊人的增长动能；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又是一个里程碑，中国由此成为“世界工厂”。 快速扩张创造了大量机会，让数亿人摆脱贫困，也催生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中产群体。 收入增加后，中产开始大手笔消费。更大的公寓、新的机器设备等物质商品，成为进步的象征，是生活变好的直观证明。 而今天，中产拥有更多选择，不再只买物质商品，也愿意为旅行、演唱会、餐饮、艺术等体验付费，生活方式日益多元。正是这种消费能力，让外界一度把中国中产视为全球需求的稳定器。 当收入预期变得不确定，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把钱存起来。中国国民储蓄率超过40%，这并不见得是好事。 先不论这些钱究竟握在谁手里，至少它们没有流转循环起来，没有转化为企业效益和工人收入，结果就是大家没钱消费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偏弱。这与许多人的直观感受是一致的。 最近几年，“消费降级”“消费疲软”成了被提得最多的词。于是有一种声音认为，只要把这40%的储蓄拿出来“一把梭哈”，经济困境就能迎刃而解。 但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。西方近50年的经济史已经表明，每逢周期低谷，有的国家吃了大亏，有的则巧妙化解，关键看后来者是躺进坑里，还是多绕些路避开巨坑。 韩国就是一面镜子。上世纪60年代“516政变”后，韩国进入高速发展期。 到1979年朴正熙遇刺时，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从世界垫底的87美元，增长到跻身亚洲前列的1500美元，不到20年提升近20倍。这样的速度，与中国中产崛起的故事颇有几分相似，都曾被视为经济奇迹的典范。 但高增长的背后是极高的负债。国家、企业、居民几乎所有部门都在加杠杆，内债外债双双高企。 重工业投资杠杆尤其惊人，30大财团平均负债率超过390%，头部集团甚至突破500%。作为对照，恒大破产时的负债率是124%。 增长越快，埋下的雷越多，一旦外部环境变化，压力便会集中释放。 1979年，韩国爆发釜马事件。表面上导火索是金泳三被剥夺议员资格，深层原因却是集中还债的压力过大。 那一年韩国通胀率逼近40%，普通人实际收入整体走下坡路。这段历史说明，当居民收入跟不上物价与债务时，靠透支老百姓的钱包维持增长，最终只会把社会推向风险边缘。 中国经济的内外环境同样复杂。有观点认为，中国一半以上的出口是机械设备和IT产品等资本品，满足的是企业需求，未必与海外消费者直接相关；但从长期结构看，当地中小企业难以与之竞争，就业会受到冲击，世界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开放。 外需前景存在变数，内需的分量自然更重。 即便消费放缓，中产规模还能继续扩大吗？